中共七屆一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在延安楊家嶺召開。

　　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等１３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根據黨章關於“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規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１３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３４人，候補中央委員１９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員有１１人，因為交通條件等原因缺席者２０人。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全會聽取並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即《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批准了１９４５年６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准了毛澤東主席關於以八項條件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確定了在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后，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規定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

　　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和《關於軍旗的決議》。《關於軍旗的決議》規定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為紅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全會提出了迅速奪取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的目標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全會根據當時三大戰役后國民黨軍隊已經被基本消滅的事實，認為今后消滅殘余的１００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綏遠等三種方式。天津方式是戰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編的方式，綏遠方式則是暫時讓其原封不動，待條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進行改編的方式。會議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和必須准備的方式，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按照后兩種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應當注意和學會運用這些方式。同時，為了解決已經解放和即將解放的廣大地區需要大批干部的問題，全會決定要准備２１０萬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提出了人民解放軍不但是一個戰斗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的方針。

　　全會著重地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明確指出，用鄉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復和發展生產﹔要求全黨必須用極大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黨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凶惡的敵人。

　　全會還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后所面臨的國內外基本矛盾，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毛澤東指出，革命在全國勝利並解決了土地問題之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矛盾，在政治上，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在經濟方面，全會指出全國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大約佔１０％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９０％左右，這是黨在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考慮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中國現代工業雖然佔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裡，沒收這些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據了領導地位。

　　關於對外政策，會議指出，我們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在做了這些之后，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全國勝利之后，我們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隻要他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它們在中國以合法地位。

　　最后，全會提出了加強共產黨的思想建設，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問題。全會提醒全黨要警惕驕傲自滿、以功臣自居的情緒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全黨同志務必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制定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策性會議。這次會議完滿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奪取民主革命的最后勝利和由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一系列重大方針問題﹔並為這種轉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重要的准備。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９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３５人、候補中央委員２７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及有關工作人員４３人列席了會議。

　　這次會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總結了七屆二中全會以來即新中國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劉少奇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陳雲作了《關於財政經濟問題的報告》，聶榮臻作了《關於人民解放軍整編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外交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薄一波、安子文、胡喬木分別作了關於稅收、黨的組織工作以及整黨工作的專題報告。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確定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採取的戰略策略方針。毛澤東的報告提出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為在三年左右的時間爭取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全黨全國人民要一致團結起來，創造三個條件，完成八項工作。三個條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八項工作是：有步驟地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在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平衡和物價穩定的方針下，調整稅收和現有工商業﹔在保証有足夠力量用於解放台灣、西藏，鞏固國防和鎮壓反革命的條件下，人民解放軍復員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並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認真地團�